驭人，也就是用人之道，是一门深奥的学问。一件事，如果用错了人，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因此，自古以来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都非常重视用人术。李世民，这位千古一帝，在用人方面的造诣尤为出众，远非一般君王可比。他在用人时，并不拘泥于“忠”或“奸”的传统标准，而是更注重实用与策略。
在打天下时，强调的是“用才”，对忠与奸的区分相对宽容。但在治理天下、开创贞观之治后，大唐已成为霸主，这时忠奸之分反而不再是最关键的标准。李世民选择重用的人，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。
一、君子拒恶，小人拒善，但更看重小人的“恶”
秦琼与尉迟恭是大唐初期最有名的猛将。两人在李世民手下表现迥异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，尉迟恭排名第八，而秦琼却排在最后。李世民甚至曾打算将女儿许配给尉迟恭，而秦琼没有类似待遇。这源于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：秦琼为人忠义，可称君子，几乎不曾做坏事；而尉迟恭则更像小人，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李元吉、震慑李渊，展现出小人之“恶”。李世民用人注重的正是这种“小人之恶”，因为没有尉迟恭的果断行为，也难以成就大唐的贞观之治。
展开剩余68%类似情况还有李靖和李勣。李靖打下大胜仗，却曾被小人诬陷，李世民表面怀疑，实则清楚其忠诚；李勣晚年被贬出京，但李世民临终时给出明确指示：顺从则召回，不从则惩处，这正是驾驭人才的智慧。由此可见，李世民把人的善恶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更偏好“小人之恶”来成就大业。
二、智不足则纳谏，事不兴则依智，但首重纳谏
李世民智谋超群，但他常在臣子面前装作“智商不在线”，特别是在魏征面前，让对方敢直言指正。这正体现了李世民驭人的高明之处。魏征原为太子李建成的辅佐，如果李建成顺利继位，魏征自然成为宰相。但李世民凭借早已磨合的团队，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等，巧妙地将魏征纳入自己的阵营，让他成为“镜子”，提出忠告，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。
隋炀帝虽智谋过人，但因过度自信，仓促推行大运河工程、征伐高丽，耗尽民力，最终导致大隋灭亡。李世民深知历史教训，故在纳谏上非常慎重。这种策略不仅体现在宰相身上，也适用于尉迟恭和秦琼：前者在玄武门之变前急切催促，后者稳重沉默，各自发挥所长，共同完成历史使命。
三、驭人必驭士，驭士必重情——情义为先
李世民本性情感外露，他喜爱的手下大多也是性情中人。尉迟恭虽有小人之恶，却真性情直率；秦琼稳重，不善表露情绪，更注重实际行动。李世民重用的手下，如尉迟恭、魏征、褚遂良，多敢直面君王甚至翻脸，而稳重派如秦琼、李靖、李勣，虽获重用，却一旦任务完成，权力便被收回。
因此，李世民对用人不仅看才智与善恶，更看重性情与忠诚。他理解：情义可聚人心，善于驾驭情感的人，才能在大业中发挥最大的作用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房玄龄这样被认为稳重的臣子，也会因情感因素露出真性情，从而更易获得李世民的信任与重用。
总的来看，李世民的用人之道，是智慧、策略与情感的结合。他既能识别人的性格与能力，也善于利用人的优劣势，巧妙驾驭，使大唐贞观之治得以辉煌长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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